第三章 我在中东迎接黎明（22 / 57）
初到马六甲，街上道路整洁，秩序井然，各式风格建筑让人眼花缭乱，有葡式、英式、哥特式、巴洛克式和拜占庭式，让人感觉仿佛来到了欧洲的某一小镇。
可是仔细一观察，这里又无时不刻不体现着浓浓的中国元素。
街边贩卖自制王老吉的华人小贩骄傲地告诉我：“你们中国的那种甜甜的王老吉是为了迎合现代人口味改良后的王老吉，一点都不正宗，只有我家自制的这种喝起来苦苦的王老吉，才是最正宗的王老吉，清热下火功效绝对一流。”我花了1.5马币（人民币3元），买来一杯一尝，果然很苦很涩，仿佛中药一般，此时为救死扶伤而在山上尝百草的李时珍前辈和远古神话传说里神农氏前辈的光辉形象浮现在了我脑海里。
改良后花团锦簇可爱版得人力三轮车在广场到处载客，让人不禁感觉好像是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老上海滩。
夕阳下的马六甲海峡，海水仿佛凝固，一片金黄，带状的云朵，犹如被画家涂上了颜色，变成了七彩云霞；岸边高大的摩天轮，在晚霞的衬映下，显示着美丽的剪影。
黄昏时分，华灯初上，明月挂上了天空，马六甲河岸两边各色酒吧和娘惹餐厅开始了营业，依稀让人感觉仿佛回到了我们的江南乌镇。
马六甲虽没有首都吉隆坡的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的人流、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但它却有着厚重的历史。古城始建于1403年，曾是马六甲王国的都城。
马六甲正是以其独特的多元文化和古建筑，终于在2008年申遗成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人无再少年，花无百日红，古代商贸的兴盛未能延续滨海之城马六甲的繁荣。长达300多年的殖民统治，泥沙冲刷导致马六甲河道变浅，加上20世纪80年代起马来西亚槟城、巴生，以及新加坡等周边港口逐渐兴起，千年“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马六甲渐渐衰落。
马六甲只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象征，是历史坐标，不可能再重回当年的繁华。”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陈博士认为，马六甲作为港口的功能已完全被新加坡等新晋大港所取代，向旅游转型是它新的出路。
古老的马六甲河依旧缓缓流淌，遥望河畔上的红色钟楼，时针还在一圈圈不停转动，尽管回不到那曾经的繁华，却将马六甲带进一个崭新的时代。
“下西洋”与“大航海”
马六甲城郊有座三宝山，那是为纪念中国英雄郑和而命名的。因为郑和前辈的小名叫三宝，所以这座山被称为三宝山，山下的庙也被称为三宝庙，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屋顶飞檐，彩龙戏珠，一片祥瑞之气。因为据说这里建庙的主要材料，哪怕是一砖一瓦，都是从中国运来。庙四周大树环绕，林木蔽荫，十分清凉。庙内有郑和手握宝剑的石雕像，微微隆起的腹部，已经被游客摸得油光铮亮，因为郑和前辈是来自西域的“色目人”，出身卑微却能做到“内侍中无出其右”深得朱棣皇帝的器重，所以大家相信，摸摸郑和的将军肚，可以保佑自己官运亨通。
三宝庙门外有口三宝井，为郑和率士兵所挖。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每逢大旱，许多井都干枯，唯三宝井清冽之水不断，为百姓造福。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咱们中华名族最伟大的航海家——七下西洋的郑和先生，西域回族人，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他毕生都以去麦加朝觐为终极的理想。因为出身于穆斯林世家的郑和，作为中国船队的主帅却不得不留在了古里国的岸上。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从中国云南起身经缅甸或越南，由水路前往遥远的麦加朝觐，来回一次往往需要数年时间，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以及去过麦加朝觐，他焉有不去的道理？
郑和是十分幸运的，他生活在了我们大明王朝最鼎盛富强的时候，就是燕王朱棣的永乐年间。并且还深的成祖的信任。本人是特别特别的喜欢朱棣这位出门贫寒的皇帝，即使他的帝位来得很不正当，是靠篡位得来的，虽然被灭十族的大才子方孝孺的那句“燕贼篡位”还“历历在耳”，但是笔者依然认为历史选择了朱棣，是我们中华子孙的幸运。
正如历史选择了当年的宋太祖赵匡胤赵大导演一样，虽然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完全是赵导演的自导自演，帝位同样来的不正当，但是我依旧是那句话。历史选着了赵匡胤，是我们华夏子孙的幸运，不过赵大导演的陈桥兵变，来的更文明一点，因为在没有流血牺牲，百姓也没有生灵涂炭的前提下，就成功实现了后周政权到大宋政权的平稳过渡。
《明史·成祖本纪》中评价明成祖：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那时候在一代明主朱棣的带领下，郑和每次下西洋，随船队来中国的各国贡使、国王等都大量增加。1423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时候，船上载有16国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属。到永乐晚期，来朝贡的国家超过三十多个。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万国来朝”。没有大明永乐年间国家的富庶，哪有后来郑和的七下南洋？要知道当年的郑和宝船下西洋，绝对是一个“土豪中的土豪”才能玩得起的游戏。
要说郑和是不幸运的，那就是郑和在长达28年的远航中，率领的船队曾经数次抵达红海，与毗邻也门的沙特阿拉伯仅有咫尺之遥，但身为主帅的他不能离开船队前往麦加朝觐，不无遗憾地数度与麦加失之交臂。就在当年明朝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航中，郑和留在印度古里的郑和去世了。
有关这段历史还有一个版本，认为郑和七下西洋的途中3次率船队到达与沙特接壤的也门，其中有一次船队抵达今天的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后，郑和一行改骑骆驼经过4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麦加朝觐。
虽然这个版本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我宁愿相信它是真实的，希望虔诚的回教徒一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最终实现了自己毕生的夙愿，死得其所。
60多年后，1492年，年轻的哥伦布船长也出发了，他第一次远航时，只有87名水手，3艘船，其中最大的旗舰“圣玛丽亚号”不过250吨，仅为郑和宝船的1/10。规模最大的是1493年的第二次美洲行——“船员为2500名，船只17艘，仅为郑和船队人员和船只的1/11”。
1497年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葡萄牙达·伽马船队，只有160人，4艘小帆船，其主力旗舰仅120吨，全长25米。
1519年进行环球航行的西班牙麦哲伦船队，也只有区区265人，5艘小帆船，其中两艘130吨，两艘90吨，1艘只有60吨，“加起来的总吨位也不过是郑和一艘宝船的1/5”。
论出行规模，我们的郑和船队是哥伦布船队的10倍，是麦哲伦船队的5倍，早已远远的把什么麦哲伦，什么哥伦布远远的甩开好几条街。可是伟大的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大航海地理大发现时代和我们中华民族几乎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在近代文明史上，我们中华文明就这样错过了天赐良机。
西方史学大家李约瑟教授在仔细研究了郑和船队之后也无不感慨地说：“中国明帝国时期拥有整个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而郑和船队的规模可能比整个欧洲的海军之和都要庞大。但受时代所限，中国人当时对‘蓝色国土’认识不足，缺乏整体的经营和长远的规划，留下了许多遗憾。”
郑和前辈下西洋活动，总体上说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一是“寻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建文帝的下落”，以去成祖心病；二是“耀兵示富”，宣扬国威，促使诸国来朝。
虽然我们的“七下西洋”表现出对海洋的亲近感和对各种有邦国和平友好的态度，即使在当代也是很宝贵的人文精神。非常非常可惜，我们当时的封建经济“没有对海外商品和市场的需要”。如果我们也是地理大发现的成员国甚至主导发起国之一，那么自由贸易主义就会在中国形成，那么甚至“日不落的帝国”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中国，我们也就不会在100年后被西方各个列强揍得体无完肤，完全没有一丝尊严。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不要想以前的明代清代晚期的政府一样，对新鲜事物充满了排斥情绪，越是失去了好奇心和探索欲，越不敢想象，越把自己禁锢在死的知识和经验里，思维越是萎缩，终于成为不敢想不敢说的人，于是被社会称誉为所谓的成熟。 ↑返回顶部↑
可是仔细一观察，这里又无时不刻不体现着浓浓的中国元素。
街边贩卖自制王老吉的华人小贩骄傲地告诉我：“你们中国的那种甜甜的王老吉是为了迎合现代人口味改良后的王老吉，一点都不正宗，只有我家自制的这种喝起来苦苦的王老吉，才是最正宗的王老吉，清热下火功效绝对一流。”我花了1.5马币（人民币3元），买来一杯一尝，果然很苦很涩，仿佛中药一般，此时为救死扶伤而在山上尝百草的李时珍前辈和远古神话传说里神农氏前辈的光辉形象浮现在了我脑海里。
改良后花团锦簇可爱版得人力三轮车在广场到处载客，让人不禁感觉好像是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老上海滩。
夕阳下的马六甲海峡，海水仿佛凝固，一片金黄，带状的云朵，犹如被画家涂上了颜色，变成了七彩云霞；岸边高大的摩天轮，在晚霞的衬映下，显示着美丽的剪影。
黄昏时分，华灯初上，明月挂上了天空，马六甲河岸两边各色酒吧和娘惹餐厅开始了营业，依稀让人感觉仿佛回到了我们的江南乌镇。
马六甲虽没有首都吉隆坡的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的人流、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但它却有着厚重的历史。古城始建于1403年，曾是马六甲王国的都城。
马六甲正是以其独特的多元文化和古建筑，终于在2008年申遗成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人无再少年，花无百日红，古代商贸的兴盛未能延续滨海之城马六甲的繁荣。长达300多年的殖民统治，泥沙冲刷导致马六甲河道变浅，加上20世纪80年代起马来西亚槟城、巴生，以及新加坡等周边港口逐渐兴起，千年“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马六甲渐渐衰落。
马六甲只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象征，是历史坐标，不可能再重回当年的繁华。”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陈博士认为，马六甲作为港口的功能已完全被新加坡等新晋大港所取代，向旅游转型是它新的出路。
古老的马六甲河依旧缓缓流淌，遥望河畔上的红色钟楼，时针还在一圈圈不停转动，尽管回不到那曾经的繁华，却将马六甲带进一个崭新的时代。
“下西洋”与“大航海”
马六甲城郊有座三宝山，那是为纪念中国英雄郑和而命名的。因为郑和前辈的小名叫三宝，所以这座山被称为三宝山，山下的庙也被称为三宝庙，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屋顶飞檐，彩龙戏珠，一片祥瑞之气。因为据说这里建庙的主要材料，哪怕是一砖一瓦，都是从中国运来。庙四周大树环绕，林木蔽荫，十分清凉。庙内有郑和手握宝剑的石雕像，微微隆起的腹部，已经被游客摸得油光铮亮，因为郑和前辈是来自西域的“色目人”，出身卑微却能做到“内侍中无出其右”深得朱棣皇帝的器重，所以大家相信，摸摸郑和的将军肚，可以保佑自己官运亨通。
三宝庙门外有口三宝井，为郑和率士兵所挖。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每逢大旱，许多井都干枯，唯三宝井清冽之水不断，为百姓造福。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咱们中华名族最伟大的航海家——七下西洋的郑和先生，西域回族人，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他毕生都以去麦加朝觐为终极的理想。因为出身于穆斯林世家的郑和，作为中国船队的主帅却不得不留在了古里国的岸上。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从中国云南起身经缅甸或越南，由水路前往遥远的麦加朝觐，来回一次往往需要数年时间，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以及去过麦加朝觐，他焉有不去的道理？
郑和是十分幸运的，他生活在了我们大明王朝最鼎盛富强的时候，就是燕王朱棣的永乐年间。并且还深的成祖的信任。本人是特别特别的喜欢朱棣这位出门贫寒的皇帝，即使他的帝位来得很不正当，是靠篡位得来的，虽然被灭十族的大才子方孝孺的那句“燕贼篡位”还“历历在耳”，但是笔者依然认为历史选择了朱棣，是我们中华子孙的幸运。
正如历史选择了当年的宋太祖赵匡胤赵大导演一样，虽然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完全是赵导演的自导自演，帝位同样来的不正当，但是我依旧是那句话。历史选着了赵匡胤，是我们华夏子孙的幸运，不过赵大导演的陈桥兵变，来的更文明一点，因为在没有流血牺牲，百姓也没有生灵涂炭的前提下，就成功实现了后周政权到大宋政权的平稳过渡。
《明史·成祖本纪》中评价明成祖：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那时候在一代明主朱棣的带领下，郑和每次下西洋，随船队来中国的各国贡使、国王等都大量增加。1423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时候，船上载有16国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属。到永乐晚期，来朝贡的国家超过三十多个。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万国来朝”。没有大明永乐年间国家的富庶，哪有后来郑和的七下南洋？要知道当年的郑和宝船下西洋，绝对是一个“土豪中的土豪”才能玩得起的游戏。
要说郑和是不幸运的，那就是郑和在长达28年的远航中，率领的船队曾经数次抵达红海，与毗邻也门的沙特阿拉伯仅有咫尺之遥，但身为主帅的他不能离开船队前往麦加朝觐，不无遗憾地数度与麦加失之交臂。就在当年明朝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航中，郑和留在印度古里的郑和去世了。
有关这段历史还有一个版本，认为郑和七下西洋的途中3次率船队到达与沙特接壤的也门，其中有一次船队抵达今天的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后，郑和一行改骑骆驼经过4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麦加朝觐。
虽然这个版本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我宁愿相信它是真实的，希望虔诚的回教徒一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最终实现了自己毕生的夙愿，死得其所。
60多年后，1492年，年轻的哥伦布船长也出发了，他第一次远航时，只有87名水手，3艘船，其中最大的旗舰“圣玛丽亚号”不过250吨，仅为郑和宝船的1/10。规模最大的是1493年的第二次美洲行——“船员为2500名，船只17艘，仅为郑和船队人员和船只的1/11”。
1497年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葡萄牙达·伽马船队，只有160人，4艘小帆船，其主力旗舰仅120吨，全长25米。
1519年进行环球航行的西班牙麦哲伦船队，也只有区区265人，5艘小帆船，其中两艘130吨，两艘90吨，1艘只有60吨，“加起来的总吨位也不过是郑和一艘宝船的1/5”。
论出行规模，我们的郑和船队是哥伦布船队的10倍，是麦哲伦船队的5倍，早已远远的把什么麦哲伦，什么哥伦布远远的甩开好几条街。可是伟大的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大航海地理大发现时代和我们中华民族几乎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在近代文明史上，我们中华文明就这样错过了天赐良机。
西方史学大家李约瑟教授在仔细研究了郑和船队之后也无不感慨地说：“中国明帝国时期拥有整个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而郑和船队的规模可能比整个欧洲的海军之和都要庞大。但受时代所限，中国人当时对‘蓝色国土’认识不足，缺乏整体的经营和长远的规划，留下了许多遗憾。”
郑和前辈下西洋活动，总体上说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一是“寻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建文帝的下落”，以去成祖心病；二是“耀兵示富”，宣扬国威，促使诸国来朝。
虽然我们的“七下西洋”表现出对海洋的亲近感和对各种有邦国和平友好的态度，即使在当代也是很宝贵的人文精神。非常非常可惜，我们当时的封建经济“没有对海外商品和市场的需要”。如果我们也是地理大发现的成员国甚至主导发起国之一，那么自由贸易主义就会在中国形成，那么甚至“日不落的帝国”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中国，我们也就不会在100年后被西方各个列强揍得体无完肤，完全没有一丝尊严。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不要想以前的明代清代晚期的政府一样，对新鲜事物充满了排斥情绪，越是失去了好奇心和探索欲，越不敢想象，越把自己禁锢在死的知识和经验里，思维越是萎缩，终于成为不敢想不敢说的人，于是被社会称誉为所谓的成熟。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