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画（14 / 15）
“是要看看郎中。你借我点钱，三块、五块都行。”
又是借钱。经过几次有借无还的惨痛教训，我现在一听就冒火：“你还好意思开口？我开了银行？”
“就借两三天么，两三天，猪一出栏我就还。”
我不会相信他。我知道，不仅是我，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在他面前失过手，钱一出手就很难回头。借钱似乎已成了他的一种爱好，一种趣味，一种事业，一种与实际目的没有多少关系的娱乐——常常在他并不需要钱的时候。有一次他情愿被黑相公骂得狗血淋头，上午借了他一块钱，下午在他的拳头之下原物退还，什么事也没有干。当然，借钱本身就是事，一张票子在自己的衣袋里暖了几个时辰，心里可以十分踏实和愉快。“钱和钱一样么？”有一次他认真地说，“用钱没什么了不起，是人都会用。用什么样的钱，如何用得快活，那才是讲究。”
他又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钱算什么东西呢？人就是要图个日子快活。”
倒说得很有哲理了。
他磨牙依旧，最后只能被我忍无可忍地驱逐，搬到另一个棚子里去。其实他没什么东西可搬，没有被子，没有箱子，没有碗也没有筷子，甚至没有自己的扁担和锄头。对他不怀好意的一身清白，没有任何一个工棚的人愿意收留，连他的一位同锅堂兄，也嫌他一床草席都没有，不愿与他共床合伙。好长一段日子过去了，他还没有找到自己可以归宿的窝。
这不要紧，他还是每天都活着，尖尖细细地活着。一到落黑，黑夜沉沉挤压出他的卑微。他尽量洗干净脑袋和手脚，尽量堆出可爱的嬉皮笑脸，一个个工棚串过去，暗暗寻找目标，半求半赖地见空床就上。你一不提防，他就钻到床角去了。你再一迟疑，他就佯作鼾声呼呼了。你怎么骂他打他，怎么揪他的头发和耳朵，他就是不睁眼，就是不动。
你打死他吧。
他个头小，精瘦如干蛤蟆，睡在床角似乎只有小小的一撮，加上曲背缩脚，倒也占不了多少地方。
如果哪一天众人提防得紧，他实在找不到容身之隙，就会在某个避风处架两条扁担，扁担上和衣度过一宵。这是他的一门绝技。他甚至曾经表演过在一条扁担上睡觉的本领，呼呼睡上半天，纹丝不动，不会掉下来，一条背脊骨，足以让踩钢丝的杂技演员瞠目。
他情愿每天晚上施展他的扁担功，决不愿意回家去搬来一床草席。有点奇怪的是，他寝霜宿露，从没有发过什么病，反而永远精神抖擞如一只小公鸡。我每次醒来的时候，他早就忙开了，坐在朦胧的晨光里搓什么草绳或磨锄头片子。我睡眼惺忪到工地上的时候，他肯定早已干出了一身汗。太阳出来了。太阳燃烧着大地上弥漫无边的雾气，给兆矮子全身镀上橘色的光辉。我特别记得，他挖土的动作很好看，沉重的耙头不像是他扬起来的，而是自动弹跃起来的，随着他的步子，一步一道轻松的弧线，抑扬有致，刚柔相济。耙头落下来的瞬间，手腕一摆，耙头顺势转过来，将土疙瘩准确而及时地击碎。他的双脚虚实交替，均匀地踩在节拍上，决无拖泥带水的动作，决无时间和气力的丝毫浪费。他的动作不可以个而论，所有的动作其实就是一个，不可分解，一气呵成，形随意至，舒展流畅，简直是一曲无懈可击的舞蹈。他低着头，是橘色光雾中优雅而灿烂的舞星。
这台出工机器的工分当然最多，如果是记件工的话，他常常一天做下人家两三天的工，让大家眼红而且不可思议。尽管如此，他仍然在扁担上过夜。我后来才知道，他平时在家里也是这样过的——他娃崽七八个要吃，两张床上的破被子要盖着娃崽，实在轮不上他。
计划生育运动开始的时候，他是重点结扎对象。他对此最为不满，说共产党管天管地，怎么还管到裤裆里来呢？
后来还是乖乖地去了公社卫生院。关于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他婆娘去结扎，说法很多。他说婆娘有病，扎不得。别人则说他担心婆娘偷人，扎了以后容易瞒天过海。还有人说，什么呵，结扎的人每人可以享受政府奖励的两包葡萄糖和五斤猪肉指标，兆矮子从未吃过葡萄糖，所以争着去挨一刀，也享受一回。
十多天以后，他出门了，上工了，脸皮刮得青青的，脸色也红润了许多，好像葡萄糖真他娘的有神效。后生们笑他，说都是婆娘去扎，哪有男人去扎的？一刀割下去，不成了个阉倌子么？他急得不行，说政府保证过绝无此事，见众人还不信，便把裤子扯下来让大家参观，一洗自己的不白之冤。
黑相公与他有肥皂之怨，不想放过他，说那家伙模样虽说没怎么变，天晓得还管不管用？怕是个有名无实吧？
兆青说：“小子，把你的霞妹子叫来，你就晓得它管不管用了。”
霞妹子是一位女知青，黑相公刚刚打上主意的对象。
黑相公红了脸：“他这个鳖耍流氓。”
兆矮子慢慢扎裤头：“说你的霞妹子你就心痛了吧？你霞妹子那么圆的屁股，不是让人……”
话还没有说完，黑相公冲到他面前，一个蒙古式摔跤的背包动作把他放倒。他抬起头来的时候蒙着满脸的泥。
泥脸爬起来跑得远远的，破口大骂：“崽呵崽，崽呵崽，老子的孙都看得牛了，老子是刚动了手术的，刚出院的病人，连公社何部长都来慰问我，说我为国家作了贡献，你敢打？你敢打？……”
他捂着肚子回家，放出话来，他被打出了内伤，服草药花了五块多钱。他已经拿走黑相公的一把锄头，权且抵三块吧；一条毛巾抵了五角——黑相公还欠他两块多，不还是不行的。
他的结扎手术，从此成了他在任何事情上要价的理由，成为他到处通行的优待证。他今日要犁田（犁田的工分高），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不犁田（榨油的工分更高），也是因为他扎了；他今日要秤杆翘（队上分谷的时候），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要秤杆跌（给队上交家粪的时候），也是因为他扎了。他居然一直很成功，甚至企图把这种成功扩展到马桥以外的地方。
他同复查一起到县里去买种子，在长乐街上班车。他坚决不买车票。他不是没有钱，公家的钱，不是他身上的肉。但他对钱出手有本能的反感和痛恨，对任何票价都愤愤不已。“一块二？哪里值得一块二？就这几步路，顶多两角钱！”
他一口咬定。
售票员好笑：“哪个请你来坐呵？你要坐，就是这个价，不坐，赶快下去。”
“三角，三角算了？四角？四角五？”
“国家的车，哪个同你还价？” ↑返回顶部↑
又是借钱。经过几次有借无还的惨痛教训，我现在一听就冒火：“你还好意思开口？我开了银行？”
“就借两三天么，两三天，猪一出栏我就还。”
我不会相信他。我知道，不仅是我，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在他面前失过手，钱一出手就很难回头。借钱似乎已成了他的一种爱好，一种趣味，一种事业，一种与实际目的没有多少关系的娱乐——常常在他并不需要钱的时候。有一次他情愿被黑相公骂得狗血淋头，上午借了他一块钱，下午在他的拳头之下原物退还，什么事也没有干。当然，借钱本身就是事，一张票子在自己的衣袋里暖了几个时辰，心里可以十分踏实和愉快。“钱和钱一样么？”有一次他认真地说，“用钱没什么了不起，是人都会用。用什么样的钱，如何用得快活，那才是讲究。”
他又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钱算什么东西呢？人就是要图个日子快活。”
倒说得很有哲理了。
他磨牙依旧，最后只能被我忍无可忍地驱逐，搬到另一个棚子里去。其实他没什么东西可搬，没有被子，没有箱子，没有碗也没有筷子，甚至没有自己的扁担和锄头。对他不怀好意的一身清白，没有任何一个工棚的人愿意收留，连他的一位同锅堂兄，也嫌他一床草席都没有，不愿与他共床合伙。好长一段日子过去了，他还没有找到自己可以归宿的窝。
这不要紧，他还是每天都活着，尖尖细细地活着。一到落黑，黑夜沉沉挤压出他的卑微。他尽量洗干净脑袋和手脚，尽量堆出可爱的嬉皮笑脸，一个个工棚串过去，暗暗寻找目标，半求半赖地见空床就上。你一不提防，他就钻到床角去了。你再一迟疑，他就佯作鼾声呼呼了。你怎么骂他打他，怎么揪他的头发和耳朵，他就是不睁眼，就是不动。
你打死他吧。
他个头小，精瘦如干蛤蟆，睡在床角似乎只有小小的一撮，加上曲背缩脚，倒也占不了多少地方。
如果哪一天众人提防得紧，他实在找不到容身之隙，就会在某个避风处架两条扁担，扁担上和衣度过一宵。这是他的一门绝技。他甚至曾经表演过在一条扁担上睡觉的本领，呼呼睡上半天，纹丝不动，不会掉下来，一条背脊骨，足以让踩钢丝的杂技演员瞠目。
他情愿每天晚上施展他的扁担功，决不愿意回家去搬来一床草席。有点奇怪的是，他寝霜宿露，从没有发过什么病，反而永远精神抖擞如一只小公鸡。我每次醒来的时候，他早就忙开了，坐在朦胧的晨光里搓什么草绳或磨锄头片子。我睡眼惺忪到工地上的时候，他肯定早已干出了一身汗。太阳出来了。太阳燃烧着大地上弥漫无边的雾气，给兆矮子全身镀上橘色的光辉。我特别记得，他挖土的动作很好看，沉重的耙头不像是他扬起来的，而是自动弹跃起来的，随着他的步子，一步一道轻松的弧线，抑扬有致，刚柔相济。耙头落下来的瞬间，手腕一摆，耙头顺势转过来，将土疙瘩准确而及时地击碎。他的双脚虚实交替，均匀地踩在节拍上，决无拖泥带水的动作，决无时间和气力的丝毫浪费。他的动作不可以个而论，所有的动作其实就是一个，不可分解，一气呵成，形随意至，舒展流畅，简直是一曲无懈可击的舞蹈。他低着头，是橘色光雾中优雅而灿烂的舞星。
这台出工机器的工分当然最多，如果是记件工的话，他常常一天做下人家两三天的工，让大家眼红而且不可思议。尽管如此，他仍然在扁担上过夜。我后来才知道，他平时在家里也是这样过的——他娃崽七八个要吃，两张床上的破被子要盖着娃崽，实在轮不上他。
计划生育运动开始的时候，他是重点结扎对象。他对此最为不满，说共产党管天管地，怎么还管到裤裆里来呢？
后来还是乖乖地去了公社卫生院。关于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他婆娘去结扎，说法很多。他说婆娘有病，扎不得。别人则说他担心婆娘偷人，扎了以后容易瞒天过海。还有人说，什么呵，结扎的人每人可以享受政府奖励的两包葡萄糖和五斤猪肉指标，兆矮子从未吃过葡萄糖，所以争着去挨一刀，也享受一回。
十多天以后，他出门了，上工了，脸皮刮得青青的，脸色也红润了许多，好像葡萄糖真他娘的有神效。后生们笑他，说都是婆娘去扎，哪有男人去扎的？一刀割下去，不成了个阉倌子么？他急得不行，说政府保证过绝无此事，见众人还不信，便把裤子扯下来让大家参观，一洗自己的不白之冤。
黑相公与他有肥皂之怨，不想放过他，说那家伙模样虽说没怎么变，天晓得还管不管用？怕是个有名无实吧？
兆青说：“小子，把你的霞妹子叫来，你就晓得它管不管用了。”
霞妹子是一位女知青，黑相公刚刚打上主意的对象。
黑相公红了脸：“他这个鳖耍流氓。”
兆矮子慢慢扎裤头：“说你的霞妹子你就心痛了吧？你霞妹子那么圆的屁股，不是让人……”
话还没有说完，黑相公冲到他面前，一个蒙古式摔跤的背包动作把他放倒。他抬起头来的时候蒙着满脸的泥。
泥脸爬起来跑得远远的，破口大骂：“崽呵崽，崽呵崽，老子的孙都看得牛了，老子是刚动了手术的，刚出院的病人，连公社何部长都来慰问我，说我为国家作了贡献，你敢打？你敢打？……”
他捂着肚子回家，放出话来，他被打出了内伤，服草药花了五块多钱。他已经拿走黑相公的一把锄头，权且抵三块吧；一条毛巾抵了五角——黑相公还欠他两块多，不还是不行的。
他的结扎手术，从此成了他在任何事情上要价的理由，成为他到处通行的优待证。他今日要犁田（犁田的工分高），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不犁田（榨油的工分更高），也是因为他扎了；他今日要秤杆翘（队上分谷的时候），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要秤杆跌（给队上交家粪的时候），也是因为他扎了。他居然一直很成功，甚至企图把这种成功扩展到马桥以外的地方。
他同复查一起到县里去买种子，在长乐街上班车。他坚决不买车票。他不是没有钱，公家的钱，不是他身上的肉。但他对钱出手有本能的反感和痛恨，对任何票价都愤愤不已。“一块二？哪里值得一块二？就这几步路，顶多两角钱！”
他一口咬定。
售票员好笑：“哪个请你来坐呵？你要坐，就是这个价，不坐，赶快下去。”
“三角，三角算了？四角？四角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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