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画（8 / 10）
有一个婆娘红了眼，冲上来抓住他的胸襟，叭叭煽来两耳光，疯了似地大喊：“吃了你的亏呵。你这个骗子，两头蛇！你还我家的晋华呵——”
待马文杰的婆娘上前来劝开疯婆，马文杰的衣襟已经撕破，脸上和手上已被对方抓出了几道血痕。
马文杰慢慢才听明白。他去州里开会的这一阵，县里据说发生了“规劝犯”的暴动，先是杀了抱落乡的三个工作队员，又秘密喝了鸡血酒，往县政府的粮车还扔过炸弹，据说更大的暴动也在计划中。不料有一封密信被政府劫获，政府只得先下手为强，把参与暴动的反革命头子从快处决——其中就有这些女人们的丈夫。她们见丈夫被叫去开会，好几天没有回来，最后只等到政府的通知，要她们去一个叫荆街的地方领取遗物。事情就这么简单。
马文杰听着听着，出了一身冷汗，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抬头望天，眼流满面。他朝满屋的女人一一抱拳，一一下跪：“兄弟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呵……”他一边哭一边急急打开箱笼，把所有的光洋找出来，总共才五十多块，往来人手里塞去。他的婆娘也擦着眼睛，把私房钱拿出来，包括几只镯子几只耳环，塞给了死者眷属们。马文杰平时把一些散钱随处乱丢，丢在枕边、桌上、抽屉中、马房里，由他婆娘跟在屁股头收捡。这些钱现在也派上了用场。
好容易才把哭哭泣泣的多数来客送回去。没有回去的曹家一母二子，就在马家住下了。
马文杰一夜未合眼，第二天起床，看见门口的公鸡拉长了颈根，却没有声音，不觉有点奇怪。自己无意中拍了一下桌子，发现还是没有声音，就更奇怪了。他此时借住在一个古旧道观里，堂前有一口古钟。他走到钟前，试着敲了敲钟，发现还是没有声音，不免有些着急，抡着钟锤使劲地敲，一直敲到附近的人都跑来了，齐刷刷向他瞪大惊恐的眼睛。他这才明白，不是钟没有声音，而是自己聋了。
他放下钟锤，没有说什么。
喝了一碗婆娘煮好的粥，他叹了口气，准备去看郎中。刚走出巷口，他碰到正街上拥挤的人流，那里正在进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示威游行，还有纪念抱落乡三位革命烈士的追悼大会。武装民兵和小学生高呼口号往县狱那边而去。他不知道人们张开大嘴，在喊着些什么。他停步了，扶着墙慢慢折回家里。
从他家走到巷子口，是五十一步，从巷子口走回来，不多不少还是五十一步，刚好是他的岁数。
“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他有点吃惊。
婆娘给他一把伞，催他去看郎中。
“你说，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
婆娘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听见。
“你说什么？”
婆娘的嘴还是无声地有开有合。
他再一次记起了自己聋子的身份，不再问话，只是摇摇头：“奇怪。奇怪。”
下午，一个做郎中的朋友来，看看他的耳疾。他向来客讨点烟土。朋友比划着问他，你天天打醮练功，不是不沾烟的么？他拍拍自己的额头，意思是自己受了点凉，寒重，要烧点烟来驱寒解表。朋友便给了他一包。
这一天夜里有雨。他打完最后一次醮，吞烟土自杀。他换上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刮了胡子，连指甲都细细剪过。
照一般人说来，他没有必要死。尽管有些罪行也牵连到他——比如决定投靠国民党，比如他的手下人杀了几个打起发的百姓，但他毕竟是一个头面人物，他的规劝游说毕竟为新政权立过大功。何况他与某位共产党大首长是学木匠时的师兄弟，他保护过那位大首长的家人，接济过米粮。就在他自杀后的第二天，一位科长专程从省里赶来，送来了那位大首长的亲笔信。信的最后，大首长约请他方便的时候去北京做客叙旧。
他已经睡在裹尸的草席里，来不及看这封信了。县政府向专署和省里作了请示以后，给他买了一口棺木，一对白烛和一挂鞭炮。
小哥（以及其他）
“小哥”意指姐姐。显然是出于同一原则，“小弟”是指妹妹，“小叔”和“小伯”是指姑姑，“小舅”是指姨妈，如此等等。
我很早就注意到，马桥以及附近的地方较为缺少关于女人的亲系称谓，大多只是在男性称谓的前面冠以一个“小”字，以稍作区分。女人与“小”字永远连在一起。女人几乎就是小人。这种规则与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之类的古训是否有关，不得而知。
语言看来并不是绝对客观的、中性的、价值缺位的。语言空间在某种观念的引力之下，总是要发生扭曲。女人无名化的现象，让人不难了解到这里女人们的地位和处境，不难理解她们为何总是把胸束得平平的，把腿夹得紧紧的，目光总是怯怯低垂落向檐阶或小草，对女人的身份深感恐慌或惭愧。
至尊者无名，比如帝王总是享受着“名讳”特权。作为这种禁忌语现象的另一面，至贱者也无名。人们对家养宠物，对一切珍爱之物，总是给它们命名，叫“小咪”或“露露”或“比尔”。只有对罪囚，人们才常常忽略他们的姓名，只叫他们数字化的编号，就像清点货物。只有对我们极其厌恶的人，我们才会无视他们的名谓，称之为“那个东西”、“你这个家伙”等等，剥夺他们在语言中的地位。所谓无名鼠辈，就是他们的名字在公共生活中毫无用处，纯属多余，使用频率太低以至可以完全取消。这正像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教授”、“工程师”、“博士”、“艺术家”一类的名字也曾经被没收了。当局并不是要废除这些行业和职位，也无意消灭这样的人。事实上，当局是渴望各项事业以革命的名义高速发展的。当局只是有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动，要削弱乃至完全扫荡这些人的名谓权——因为任何一种名谓，都可能成为一种思维和一整套观念体系的发动。
中国古代以“名理学”统纳一切哲学。任何理都以“名”为支点，为出发点，为所有论证的焦聚和凝结。
马桥的女人的无名化，实际上是男名化。这当然不是特别稀罕的一种现象。即使历经人性启蒙浪潮洗礼几百年的英语，也只把男人（man）看作人（man）。“主席（chairman）”、“部长（minister）”一类显赫的词也都男性化，至今仍被女权主义者诟病。但英语只是表现了一些中性词或共性词在男性霸权下逐一陷落，还没有男性化到马桥语言的这种程度——女性词全面取消。这种语言的篡改是否影响到马桥女人们的性心理甚至性生理，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变更了现实，我很难进一步深究。从表面上看，她们大多数习惯于粗门大嗓，甚至学会了打架骂娘。一旦在男人面前占了上风，就有点沾沾自喜。她们很少有干净的脸和手，很少有鲜艳的色彩，一旦梳妆打扮被人发现，就觉得羞愧万分。她们总是藏在男性化的着装里，用肥大的统裤或者僵硬的棉袄，掩盖自己女性的线条。她们也耻于谈到月经，总是说“那号事”。“那号事”——同样没有名谓。我在水田里劳动，极少看见女人请例假离开水田。她们可以为赶场、送猪、帮工等等事情请假，但不会把假期留给自己的身体。我猜想她们为了确证自己“小哥”一类的男性角色，必须消灭自己的例假。
乡气
我对希大杆子知之甚少。无法知道这个人来自何方，是何种身份，为何移居此地，甚至无法知道他的姓名——“希”字不大像是一个姓。有人提到他下巴塌，双眼皮，与其他人长得不一样。关于这些特征的重要性，我直到很久以后才明白。
综合我听到的各种传说，他大约是在三十年代进村的，在这里住了十多年，或者二十多年，或更长的一些时间。他带来了一位老人，帮他煮煮饭，洗洗衣，还照看几只鸟笼。他讲话“打乡气”，就是有外地口音，不大让人听得懂。比如“碘酊”。又比如“看”，可代替“视”；“玩”，可代替“耍”；还有“碱”，意指肥皂，也一直在这里流行，后来影响到周围方圆很广的地方。 ↑返回顶部↑
待马文杰的婆娘上前来劝开疯婆，马文杰的衣襟已经撕破，脸上和手上已被对方抓出了几道血痕。
马文杰慢慢才听明白。他去州里开会的这一阵，县里据说发生了“规劝犯”的暴动，先是杀了抱落乡的三个工作队员，又秘密喝了鸡血酒，往县政府的粮车还扔过炸弹，据说更大的暴动也在计划中。不料有一封密信被政府劫获，政府只得先下手为强，把参与暴动的反革命头子从快处决——其中就有这些女人们的丈夫。她们见丈夫被叫去开会，好几天没有回来，最后只等到政府的通知，要她们去一个叫荆街的地方领取遗物。事情就这么简单。
马文杰听着听着，出了一身冷汗，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抬头望天，眼流满面。他朝满屋的女人一一抱拳，一一下跪：“兄弟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呵……”他一边哭一边急急打开箱笼，把所有的光洋找出来，总共才五十多块，往来人手里塞去。他的婆娘也擦着眼睛，把私房钱拿出来，包括几只镯子几只耳环，塞给了死者眷属们。马文杰平时把一些散钱随处乱丢，丢在枕边、桌上、抽屉中、马房里，由他婆娘跟在屁股头收捡。这些钱现在也派上了用场。
好容易才把哭哭泣泣的多数来客送回去。没有回去的曹家一母二子，就在马家住下了。
马文杰一夜未合眼，第二天起床，看见门口的公鸡拉长了颈根，却没有声音，不觉有点奇怪。自己无意中拍了一下桌子，发现还是没有声音，就更奇怪了。他此时借住在一个古旧道观里，堂前有一口古钟。他走到钟前，试着敲了敲钟，发现还是没有声音，不免有些着急，抡着钟锤使劲地敲，一直敲到附近的人都跑来了，齐刷刷向他瞪大惊恐的眼睛。他这才明白，不是钟没有声音，而是自己聋了。
他放下钟锤，没有说什么。
喝了一碗婆娘煮好的粥，他叹了口气，准备去看郎中。刚走出巷口，他碰到正街上拥挤的人流，那里正在进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示威游行，还有纪念抱落乡三位革命烈士的追悼大会。武装民兵和小学生高呼口号往县狱那边而去。他不知道人们张开大嘴，在喊着些什么。他停步了，扶着墙慢慢折回家里。
从他家走到巷子口，是五十一步，从巷子口走回来，不多不少还是五十一步，刚好是他的岁数。
“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他有点吃惊。
婆娘给他一把伞，催他去看郎中。
“你说，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
婆娘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听见。
“你说什么？”
婆娘的嘴还是无声地有开有合。
他再一次记起了自己聋子的身份，不再问话，只是摇摇头：“奇怪。奇怪。”
下午，一个做郎中的朋友来，看看他的耳疾。他向来客讨点烟土。朋友比划着问他，你天天打醮练功，不是不沾烟的么？他拍拍自己的额头，意思是自己受了点凉，寒重，要烧点烟来驱寒解表。朋友便给了他一包。
这一天夜里有雨。他打完最后一次醮，吞烟土自杀。他换上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刮了胡子，连指甲都细细剪过。
照一般人说来，他没有必要死。尽管有些罪行也牵连到他——比如决定投靠国民党，比如他的手下人杀了几个打起发的百姓，但他毕竟是一个头面人物，他的规劝游说毕竟为新政权立过大功。何况他与某位共产党大首长是学木匠时的师兄弟，他保护过那位大首长的家人，接济过米粮。就在他自杀后的第二天，一位科长专程从省里赶来，送来了那位大首长的亲笔信。信的最后，大首长约请他方便的时候去北京做客叙旧。
他已经睡在裹尸的草席里，来不及看这封信了。县政府向专署和省里作了请示以后，给他买了一口棺木，一对白烛和一挂鞭炮。
小哥（以及其他）
“小哥”意指姐姐。显然是出于同一原则，“小弟”是指妹妹，“小叔”和“小伯”是指姑姑，“小舅”是指姨妈，如此等等。
我很早就注意到，马桥以及附近的地方较为缺少关于女人的亲系称谓，大多只是在男性称谓的前面冠以一个“小”字，以稍作区分。女人与“小”字永远连在一起。女人几乎就是小人。这种规则与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之类的古训是否有关，不得而知。
语言看来并不是绝对客观的、中性的、价值缺位的。语言空间在某种观念的引力之下，总是要发生扭曲。女人无名化的现象，让人不难了解到这里女人们的地位和处境，不难理解她们为何总是把胸束得平平的，把腿夹得紧紧的，目光总是怯怯低垂落向檐阶或小草，对女人的身份深感恐慌或惭愧。
至尊者无名，比如帝王总是享受着“名讳”特权。作为这种禁忌语现象的另一面，至贱者也无名。人们对家养宠物，对一切珍爱之物，总是给它们命名，叫“小咪”或“露露”或“比尔”。只有对罪囚，人们才常常忽略他们的姓名，只叫他们数字化的编号，就像清点货物。只有对我们极其厌恶的人，我们才会无视他们的名谓，称之为“那个东西”、“你这个家伙”等等，剥夺他们在语言中的地位。所谓无名鼠辈，就是他们的名字在公共生活中毫无用处，纯属多余，使用频率太低以至可以完全取消。这正像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教授”、“工程师”、“博士”、“艺术家”一类的名字也曾经被没收了。当局并不是要废除这些行业和职位，也无意消灭这样的人。事实上，当局是渴望各项事业以革命的名义高速发展的。当局只是有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动，要削弱乃至完全扫荡这些人的名谓权——因为任何一种名谓，都可能成为一种思维和一整套观念体系的发动。
中国古代以“名理学”统纳一切哲学。任何理都以“名”为支点，为出发点，为所有论证的焦聚和凝结。
马桥的女人的无名化，实际上是男名化。这当然不是特别稀罕的一种现象。即使历经人性启蒙浪潮洗礼几百年的英语，也只把男人（man）看作人（man）。“主席（chairman）”、“部长（minister）”一类显赫的词也都男性化，至今仍被女权主义者诟病。但英语只是表现了一些中性词或共性词在男性霸权下逐一陷落，还没有男性化到马桥语言的这种程度——女性词全面取消。这种语言的篡改是否影响到马桥女人们的性心理甚至性生理，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变更了现实，我很难进一步深究。从表面上看，她们大多数习惯于粗门大嗓，甚至学会了打架骂娘。一旦在男人面前占了上风，就有点沾沾自喜。她们很少有干净的脸和手，很少有鲜艳的色彩，一旦梳妆打扮被人发现，就觉得羞愧万分。她们总是藏在男性化的着装里，用肥大的统裤或者僵硬的棉袄，掩盖自己女性的线条。她们也耻于谈到月经，总是说“那号事”。“那号事”——同样没有名谓。我在水田里劳动，极少看见女人请例假离开水田。她们可以为赶场、送猪、帮工等等事情请假，但不会把假期留给自己的身体。我猜想她们为了确证自己“小哥”一类的男性角色，必须消灭自己的例假。
乡气
我对希大杆子知之甚少。无法知道这个人来自何方，是何种身份，为何移居此地，甚至无法知道他的姓名——“希”字不大像是一个姓。有人提到他下巴塌，双眼皮，与其他人长得不一样。关于这些特征的重要性，我直到很久以后才明白。
综合我听到的各种传说，他大约是在三十年代进村的，在这里住了十多年，或者二十多年，或更长的一些时间。他带来了一位老人，帮他煮煮饭，洗洗衣，还照看几只鸟笼。他讲话“打乡气”，就是有外地口音，不大让人听得懂。比如“碘酊”。又比如“看”，可代替“视”；“玩”，可代替“耍”；还有“碱”，意指肥皂，也一直在这里流行，后来影响到周围方圆很广的地方。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