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画（6 / 10）
一九五八年叫十二生产队，属长乐人民公社（大社）；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九年叫马桥生产队，属天子人民公社（小社）；
一九七九年以后，人民公社撤销，马桥村随天子乡的一部分并入双龙乡至今。
马桥的人大多姓马，大致分作上下两村，也就是上下两弓。上弓以前富人多一些，马姓也多。这样的情况并不太常见。相反，这附近张家坊的人姓李，龙家滩的人姓彭，村名和姓氏并不统一，曾经让我奇怪。我粗略地统计，这种情况在这个县大概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据《平绥厅志》记载：马桥弓在清朝乾隆初期曾经昌盛一时，当时号称马桥府，人口达千余之众，有城墙环合，碉堡四立，防卫十分坚固，流匪从来无法攻破。乾隆五十八年，马桥府有名叫马三宝者，在一亲戚家吃酒席时突然发癫，称自己是老娘与一条神犬配的种，真命天子转世，实为莲花太祖，要建立莲花国。当下有他的三个本家马由礼、马老岩、马老瓜也一齐发起癫来，披头散发，呼天喊地，拥立马三宝为王，传旨册封马三宝其妻吴氏为后，册封马三宝的一个侄女和另一位李姓女子为妃。他们四处传帖，兴兵造反，竟纠合远近十八弓的刁民，抢夺客商的财货，袭击官府的粮船，杀人不计其数。五十九年正月十八，镇竿总兵明安吐(蒙古人)，副将伊萨纳(旗人)，率兵八百分两路前往弹压。左路攻青鱼塘，正面扑寨，枪炮并施，抛火弹烧贼寨，逼贼扑河死者无数。右路抄贼后，于横子铺伐木架桥，缘木过河，夜袭匪巢马桥府。黎明时有贼两百余破寨而出，往东逃窜，刚好遇左路官兵赶到，拥围毙杀无一漏网，伪相伪臣马由礼等六人旋即枭首示众。马桥周围所有附逆助贼的匪寨，一律焚毁。惟助官军平乱有功的部分百姓，由官军分发红旗，旗上写“良民”二字，插于门户，可免官军侵扰。
这本《平绥厅志》让我有些遗憾。曾经被新县志列入“农民起义领袖”名单的马三宝，曾经被马桥人传说的真龙天子马三宝，在这本清朝当局编写的志书里，形象十分恶劣。短短三个月的造反，他不思建功立业抗敌救世的大谋大略，倒抢先册封了五个妃子。从史料上看，他既无造反之才，听说官兵到了，只会请巫公设坛祈神，剪纸撒豆，一心化纸为将化豆为兵，抵挡官军的钢枪火炮；亦无造反之德，一朝被擒，毫无慷慨捐躯的义节，光供单就一气写了四十多份，满纸都是乞饶之言和“小的”“小的”之类自我贱称，一心得到胜者的怜悯。他写供单语无伦次，癫态跃然纸上。在整个“莲花国”的兴亡过程中，光是据官方统计，马桥及其周围农民死亡约七百余人，连远嫁在外数十年的很多妇人也毅然从四方归来与同胞亲人生死与共。他们赴汤蹈火，浴血奋战，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这样一个癫子的手里。是不是供单有假？我真心地希望，这些供单只是清朝统治者们伪造历史的一部分。我真心地希望，那个最终还是被官军浑身淋上火油绑在大树上点了“天灯”的马三宝，不是《平绥厅志》上描述的那个样子，而曾经追随他的七百多亡灵，不曾被这样一个癫子嘲弄。
也许还有另一部历史？
“莲匪”之乱，是马桥历史上最大一个事件，也是马桥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自那以后，马桥人迁移他乡的渐多，留下来的人是越来越少。整个村子进入这个世纪时已经破败冷落。上面安排知青落户，一般都是着眼于田多人少也比较穷困的村寨，马桥就是上面选中的村寨之一。
马疤子（以及一九四八年）▲
光复在县里当体育老师，是马桥少有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马桥惟一在城里定居吃上国家粮的人。
他的父亲是马桥历史上惟一的大人物。但很长一段时间，马桥人不愿意提起这个人，对有关他的往事吞吞吐吐。我后来才知道，大人物叫马文杰，一九八二年才获得政府的甄别平反，去掉了“大土匪”、“反动官僚”的帽子，获得了起义功臣的身份。光复当上县政协常委，后来又当上政协副主席，同他爹的平反当然不无关系。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访问光复，多少了解到一些马文杰一九四八年出任国民党县长的内情。
我已经说过，这是在一九八二年。这是一个阴沉多雨的傍晚，在一个河街上的小豆腐店里——光复连体育老师的饭碗都不牢靠的时候，开下了这个小店。我在小本子上记下他的话，满鼻子是酸酸的豆渣味。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对于我来说，对于我所知道的马文杰来说，一九四八年并不是一九四八年。它向后延迟了，甚至发酵成酸味了。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延迟到这个多雨的傍晚才出现，嵌入了我的一九八二，就像炸死马桥雄狮的那颗炸弹，那颗中日战争的炸弹，在泥土中悄悄把时间凝固了三十多年，推迟到一个明媚的春天才在孩子的胸前发出一声古老的爆炸。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不能说它是存在的，至少我们没有充足理由断定它存在。因此在一九八二年以前，马文杰的一九四八年对于我是空无。
同样的道理，马文杰的一九四八年，马桥人的一九四八年，也并不是很多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九四八年。构成这一年的事件，使这一年得以被人们感受、确认、追忆的诸多人世运演和变化，包括国共北平和谈、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毛泽东愤怒拒绝苏共关于中国两党划江而治的建议，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与李宗仁桂系集团的激烈角逐等等，马文杰与手下人当时都一无所知。由于九连山脉的重重阻隔，加上战乱、大旱以及其他一些原因，马桥弓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少。马桥人当时对外界的了解，完全停留于一些回乡老兵零零星星的传说。
这些老兵，原来大多数跟着团长马文杰在四十二军吃粮，到过山东和安徽，后来又参加滨湖战役，接四十四军的防。他们看不起四十四军，那是川军，纪律最差，差不多人人抽大烟，日军化装成便衣打进去，一下就把他们的军部端了。马团长当然也吃过苦头，在沅江县有一次打伏击，埋的一百多颗地雷全不管用。那些从邵阳赶运来的土地雷，一炸成了两个瓢，爆得很响就是不死人，硝烟中的日本兵一个不少，照样哇哇哇地往上冲，很快把四十二军分割成几块。马团长见势不妙，只得命令手下人赶快把山炮什么的全丢到河里，分散打游击。日本人是来运粮食的，只要把他们拖到冬天，洞庭湖区的水干了，日本人的船就出不去，他们的牵制任务也就完成了。
他们回忆马文杰带着他们捉俘虏的情形。捉一个日本兵奖一万块钱。每个连每个月要捉四个俘虏，没完成任务连长就要记大过，而且下个月的任务就要加倍。再完不成，连长就撤职，打屁股，军法从事。三扁担下去，屁股肯定见血。有一个倒霉的连长，屁股上总是烂一个洞，没当过几天好人。
他们找地方维持会要便衣，要良民证，然后化装去敌占区偷袭。胆子大一点的人，还咬住日本人的队伍抓“尾巴”。有一个连全是湘西的苗人，都会泅水，也最勇敢，捉的俘虏最多，但不幸在华容县的一次遭遇战中竟然全连殉职。马团长手下的几个同乡运气似乎还好，脑袋都留下来了，只是每次捉俘虏，捉回来的不是蒙古人就是朝鲜人，不是真正的日本货，虽然可以勉强交差，但没有赏金。这几个马桥人后来回到家里之后还经常为此愤愤不平。他们说，马疤子不讲道理，蒙古鞑子的块头最大，塞在麻袋里三四个人使了吃奶的劲还抬不动。吃了这么大的亏，凭什么人家拿赏金我们就喝凉水？
马疤子是马文杰的外号。
他们的听众震惊之余也表示同情，是的，是的，马疤子就是个小气，当了那么大的官，也没见给他婆娘打个金镯子。有一次回老家请乡亲吃一顿饭，总共只砍了五斤肉，碗里净是萝卜。
他们的一九四八年就是充满着这样的一些话题。也就是说，他们此时心目中的外界，只有抽大烟的川军，炸不死人的邵阳地雷，还有日本军队中的蒙古鞑子等等——充其量，他们还模模糊糊听说过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传闻。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一九四八”，也从来不用公元纪年。直到我与他们交往的时候，“一九四八”还是一个生疏的词。他们表示那个年头的用词有以下一些：
（一）长沙大会战那年。
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命名。他们的长沙会战是一段迟到了将近六年的新闻，被他们误以为是一九四八年的事。如果一个外来人并不了解第三次长沙会战，只是靠马桥人的嘴来把握时间，肯定要把历史的秩序打乱得一塌糊涂。
（二）茂公当维持会长那年。
这个命名可以说没错，也可以说错了。茂公是马桥上村人，那一年确实接了张家坊某人的差，轮到他来当了维持会会长，管辖远近十八个弓。拿这一件事来标志一九四八年，没有
什么不可以。问题在于，马桥人不知道日本人早已投降了，日本人强制成立的维持会在绝大多数地方已经不存在了，良民证也不用了，只是他们消息闭塞，还是按老规矩办事，还用着“维持会”的名称，可能让后人听了以后还是一头雾水。
（三）张家坊竹子开花那年。
张家坊有一片好竹子，一九四八年碰上大旱，田里颗粒无收，倒是竹子全部开出一种白色的花，结出了籽。人们采下籽来，舂去籽壳，发现竹米粗，微红，煮成饭以后清香扑鼻，味道同红粳米差不多。竹子开花以后就死掉了，附近的人们靠着这一片竹子度了荒，感其恩德，就把这片竹子叫作“义竹”。这件事情给马桥人印象很深，用来记录年份，一般来说倒也不会错，只是外人一般不知道这一段。查户籍的时候，征兵的时候，报考学校的时候，“张家坊竹子开花的那年”出生的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得花很大的工夫，比比划划，才能向外来人士说清楚当事人的真正年龄。
（四）光复在龙家滩发蒙的那年。
发蒙就是开始读书识字。马文杰家的光复天资不算高，小时候也贪玩，光是一个初小就读了七年，一再留级，留得他很不好意思，长大以后也不愿承认这一段劣迹，便在履历表上把自己发蒙的时间向后推了三年，改为一九五一年。如果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仅仅根据光复的履历表或者光复的说法来推算时间，会使整个马桥的历史向后错位三个春秋。因此，这也是一个极有危险性的时间概念。
（五）马文杰招安那年。 ↑返回顶部↑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九年叫马桥生产队，属天子人民公社（小社）；
一九七九年以后，人民公社撤销，马桥村随天子乡的一部分并入双龙乡至今。
马桥的人大多姓马，大致分作上下两村，也就是上下两弓。上弓以前富人多一些，马姓也多。这样的情况并不太常见。相反，这附近张家坊的人姓李，龙家滩的人姓彭，村名和姓氏并不统一，曾经让我奇怪。我粗略地统计，这种情况在这个县大概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据《平绥厅志》记载：马桥弓在清朝乾隆初期曾经昌盛一时，当时号称马桥府，人口达千余之众，有城墙环合，碉堡四立，防卫十分坚固，流匪从来无法攻破。乾隆五十八年，马桥府有名叫马三宝者，在一亲戚家吃酒席时突然发癫，称自己是老娘与一条神犬配的种，真命天子转世，实为莲花太祖，要建立莲花国。当下有他的三个本家马由礼、马老岩、马老瓜也一齐发起癫来，披头散发，呼天喊地，拥立马三宝为王，传旨册封马三宝其妻吴氏为后，册封马三宝的一个侄女和另一位李姓女子为妃。他们四处传帖，兴兵造反，竟纠合远近十八弓的刁民，抢夺客商的财货，袭击官府的粮船，杀人不计其数。五十九年正月十八，镇竿总兵明安吐(蒙古人)，副将伊萨纳(旗人)，率兵八百分两路前往弹压。左路攻青鱼塘，正面扑寨，枪炮并施，抛火弹烧贼寨，逼贼扑河死者无数。右路抄贼后，于横子铺伐木架桥，缘木过河，夜袭匪巢马桥府。黎明时有贼两百余破寨而出，往东逃窜，刚好遇左路官兵赶到，拥围毙杀无一漏网，伪相伪臣马由礼等六人旋即枭首示众。马桥周围所有附逆助贼的匪寨，一律焚毁。惟助官军平乱有功的部分百姓，由官军分发红旗，旗上写“良民”二字，插于门户，可免官军侵扰。
这本《平绥厅志》让我有些遗憾。曾经被新县志列入“农民起义领袖”名单的马三宝，曾经被马桥人传说的真龙天子马三宝，在这本清朝当局编写的志书里，形象十分恶劣。短短三个月的造反，他不思建功立业抗敌救世的大谋大略，倒抢先册封了五个妃子。从史料上看，他既无造反之才，听说官兵到了，只会请巫公设坛祈神，剪纸撒豆，一心化纸为将化豆为兵，抵挡官军的钢枪火炮；亦无造反之德，一朝被擒，毫无慷慨捐躯的义节，光供单就一气写了四十多份，满纸都是乞饶之言和“小的”“小的”之类自我贱称，一心得到胜者的怜悯。他写供单语无伦次，癫态跃然纸上。在整个“莲花国”的兴亡过程中，光是据官方统计，马桥及其周围农民死亡约七百余人，连远嫁在外数十年的很多妇人也毅然从四方归来与同胞亲人生死与共。他们赴汤蹈火，浴血奋战，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这样一个癫子的手里。是不是供单有假？我真心地希望，这些供单只是清朝统治者们伪造历史的一部分。我真心地希望，那个最终还是被官军浑身淋上火油绑在大树上点了“天灯”的马三宝，不是《平绥厅志》上描述的那个样子，而曾经追随他的七百多亡灵，不曾被这样一个癫子嘲弄。
也许还有另一部历史？
“莲匪”之乱，是马桥历史上最大一个事件，也是马桥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自那以后，马桥人迁移他乡的渐多，留下来的人是越来越少。整个村子进入这个世纪时已经破败冷落。上面安排知青落户，一般都是着眼于田多人少也比较穷困的村寨，马桥就是上面选中的村寨之一。
马疤子（以及一九四八年）▲
光复在县里当体育老师，是马桥少有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马桥惟一在城里定居吃上国家粮的人。
他的父亲是马桥历史上惟一的大人物。但很长一段时间，马桥人不愿意提起这个人，对有关他的往事吞吞吐吐。我后来才知道，大人物叫马文杰，一九八二年才获得政府的甄别平反，去掉了“大土匪”、“反动官僚”的帽子，获得了起义功臣的身份。光复当上县政协常委，后来又当上政协副主席，同他爹的平反当然不无关系。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访问光复，多少了解到一些马文杰一九四八年出任国民党县长的内情。
我已经说过，这是在一九八二年。这是一个阴沉多雨的傍晚，在一个河街上的小豆腐店里——光复连体育老师的饭碗都不牢靠的时候，开下了这个小店。我在小本子上记下他的话，满鼻子是酸酸的豆渣味。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对于我来说，对于我所知道的马文杰来说，一九四八年并不是一九四八年。它向后延迟了，甚至发酵成酸味了。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延迟到这个多雨的傍晚才出现，嵌入了我的一九八二，就像炸死马桥雄狮的那颗炸弹，那颗中日战争的炸弹，在泥土中悄悄把时间凝固了三十多年，推迟到一个明媚的春天才在孩子的胸前发出一声古老的爆炸。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不能说它是存在的，至少我们没有充足理由断定它存在。因此在一九八二年以前，马文杰的一九四八年对于我是空无。
同样的道理，马文杰的一九四八年，马桥人的一九四八年，也并不是很多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九四八年。构成这一年的事件，使这一年得以被人们感受、确认、追忆的诸多人世运演和变化，包括国共北平和谈、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毛泽东愤怒拒绝苏共关于中国两党划江而治的建议，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与李宗仁桂系集团的激烈角逐等等，马文杰与手下人当时都一无所知。由于九连山脉的重重阻隔，加上战乱、大旱以及其他一些原因，马桥弓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少。马桥人当时对外界的了解，完全停留于一些回乡老兵零零星星的传说。
这些老兵，原来大多数跟着团长马文杰在四十二军吃粮，到过山东和安徽，后来又参加滨湖战役，接四十四军的防。他们看不起四十四军，那是川军，纪律最差，差不多人人抽大烟，日军化装成便衣打进去，一下就把他们的军部端了。马团长当然也吃过苦头，在沅江县有一次打伏击，埋的一百多颗地雷全不管用。那些从邵阳赶运来的土地雷，一炸成了两个瓢，爆得很响就是不死人，硝烟中的日本兵一个不少，照样哇哇哇地往上冲，很快把四十二军分割成几块。马团长见势不妙，只得命令手下人赶快把山炮什么的全丢到河里，分散打游击。日本人是来运粮食的，只要把他们拖到冬天，洞庭湖区的水干了，日本人的船就出不去，他们的牵制任务也就完成了。
他们回忆马文杰带着他们捉俘虏的情形。捉一个日本兵奖一万块钱。每个连每个月要捉四个俘虏，没完成任务连长就要记大过，而且下个月的任务就要加倍。再完不成，连长就撤职，打屁股，军法从事。三扁担下去，屁股肯定见血。有一个倒霉的连长，屁股上总是烂一个洞，没当过几天好人。
他们找地方维持会要便衣，要良民证，然后化装去敌占区偷袭。胆子大一点的人，还咬住日本人的队伍抓“尾巴”。有一个连全是湘西的苗人，都会泅水，也最勇敢，捉的俘虏最多，但不幸在华容县的一次遭遇战中竟然全连殉职。马团长手下的几个同乡运气似乎还好，脑袋都留下来了，只是每次捉俘虏，捉回来的不是蒙古人就是朝鲜人，不是真正的日本货，虽然可以勉强交差，但没有赏金。这几个马桥人后来回到家里之后还经常为此愤愤不平。他们说，马疤子不讲道理，蒙古鞑子的块头最大，塞在麻袋里三四个人使了吃奶的劲还抬不动。吃了这么大的亏，凭什么人家拿赏金我们就喝凉水？
马疤子是马文杰的外号。
他们的听众震惊之余也表示同情，是的，是的，马疤子就是个小气，当了那么大的官，也没见给他婆娘打个金镯子。有一次回老家请乡亲吃一顿饭，总共只砍了五斤肉，碗里净是萝卜。
他们的一九四八年就是充满着这样的一些话题。也就是说，他们此时心目中的外界，只有抽大烟的川军，炸不死人的邵阳地雷，还有日本军队中的蒙古鞑子等等——充其量，他们还模模糊糊听说过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传闻。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一九四八”，也从来不用公元纪年。直到我与他们交往的时候，“一九四八”还是一个生疏的词。他们表示那个年头的用词有以下一些：
（一）长沙大会战那年。
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命名。他们的长沙会战是一段迟到了将近六年的新闻，被他们误以为是一九四八年的事。如果一个外来人并不了解第三次长沙会战，只是靠马桥人的嘴来把握时间，肯定要把历史的秩序打乱得一塌糊涂。
（二）茂公当维持会长那年。
这个命名可以说没错，也可以说错了。茂公是马桥上村人，那一年确实接了张家坊某人的差，轮到他来当了维持会会长，管辖远近十八个弓。拿这一件事来标志一九四八年，没有
什么不可以。问题在于，马桥人不知道日本人早已投降了，日本人强制成立的维持会在绝大多数地方已经不存在了，良民证也不用了，只是他们消息闭塞，还是按老规矩办事，还用着“维持会”的名称，可能让后人听了以后还是一头雾水。
（三）张家坊竹子开花那年。
张家坊有一片好竹子，一九四八年碰上大旱，田里颗粒无收，倒是竹子全部开出一种白色的花，结出了籽。人们采下籽来，舂去籽壳，发现竹米粗，微红，煮成饭以后清香扑鼻，味道同红粳米差不多。竹子开花以后就死掉了，附近的人们靠着这一片竹子度了荒，感其恩德，就把这片竹子叫作“义竹”。这件事情给马桥人印象很深，用来记录年份，一般来说倒也不会错，只是外人一般不知道这一段。查户籍的时候，征兵的时候，报考学校的时候，“张家坊竹子开花的那年”出生的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得花很大的工夫，比比划划，才能向外来人士说清楚当事人的真正年龄。
（四）光复在龙家滩发蒙的那年。
发蒙就是开始读书识字。马文杰家的光复天资不算高，小时候也贪玩，光是一个初小就读了七年，一再留级，留得他很不好意思，长大以后也不愿承认这一段劣迹，便在履历表上把自己发蒙的时间向后推了三年，改为一九五一年。如果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仅仅根据光复的履历表或者光复的说法来推算时间，会使整个马桥的历史向后错位三个春秋。因此，这也是一个极有危险性的时间概念。
（五）马文杰招安那年。 ↑返回顶部↑